150亿元存款不翼而飞，有多少人应该为此负责

作者：冯超

一家市值接近2000亿元，背负大额债务的巨头，因一笔不翼而飞的存款，仅用7天便彻底崩塌。只将责任甩给被抓的CEO等高管，让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死他们，就够了吗？

崩塌的巨头名叫Wirecard，又名：德国之耻。

一位较真的德国记者，以这家巨头为切入口，著书《失控的野心》。书中认为，那些追逐政绩的官员，参与放贷的银行等群体，也在助纣为虐，需要担责。

Wirecard成立于1999年，并逐步发展出两张矛盾、对立的面孔。

第一张是公司最愿意宣传的面孔：它跟知名品牌开展支付业务合作，是无数德国人心中的新物种代表。第二张面孔就是个小丑：它与色情、赌博、洗钱等灰色、非法业务绑定，并且在资产负债表上填上大额数字进行造假。

自2019年1月开始，在Wirecard新加坡分公司一位吹哨者的帮助下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记者做了40多篇报道，揭露了Wirecard造假等问题。股价暴跌。

当年10月，在股东软银的要求下，公司从外部聘请毕马威进行特别审计。毕马威在2020年4月公布的报告，对公司造成暴击：几个分公司的销售收入存在疑点，在调查业务是否属实时遇到阻碍，无法对公司三年的财务报告做出准确论断。

一直给Wirecard做年度审计的安永此时警惕起来。公司宣称在菲律宾银行的信托账户上有19亿欧元的存款。安永4次要求Wirecard转账1.1亿欧元出来，来测试存款真实性，但这笔钱并未到账。

6月18日，安永报告称，这笔钱不存在。7天后，Wirecard火速申请破产。股民损失了200多亿欧元。它欠其他银行近17亿欧元的贷款债务也无力偿还。

奥地利人希特勒开创了德国史上最大的丑闻。

而两个奥地利人，模仿乔布斯穿衣风格的马库斯·布劳恩以及跟多国特工都建立友谊，行事神秘的扬·马萨勒克，分别作为Wirecard的CEO与COO，携手开创了二战后德国最大的经济丑闻。

Wirecard前CEO马库斯·布劳恩

公司伪造了一半客户以及四分之一的资产。CEO等高管被抓，而COO却逃跑消失了。

接下来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，在《失控的野心》中，丑闻波及的诸多群体，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无能、瞎扯淡以及搞笑。

第一个群体：审计机构
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丑闻之所以败露，是因为毕马威采取了跟《金融时报》的记者差不多的调查方式。他们飞到菲律宾等地，实体探访，见到了大额资产存单保管银行的草头班子模样：毫无知名度，总部又破又小，如同一个小小的银行网点。

而安永最终发现19亿欧元财报造假的手段，却又如此朴实无华。它仅要求Wirecard做一个转账测试，看看钱到底在不在。可是，作为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安永，承接Wirecard的审计工作有11年，它为何不早几年进行转账测试呢？

德国总理朔尔茨当时是财政部长，连他都在电视台上说：“我真的想不通，为什么明明定期由会计事务所进行常规审计，审计师却没有看到这些问题。”

安永说：深表遗憾，它也是被Wirecard的花招所蒙蔽。

安永曾经收到匿名文件的举报，开始怀疑Wirecard管理层的清白，并试图展开调查。能深刻体现安永由硬到软过程的，莫过于书中提到的一处会议细节：

2019年初，安永收到举报，发现Wirecard在亚洲“确有违规行为”，并想写进审计报告，但后来审计人员迁就了Wirecard，将“确认有违规行为”改成了“切实怀疑”。经过进一步的谈判，措辞最终改成了“目前没有确切的发现”。

于是，在2018年审计报告即将公布的关键节点，安永就提供了跟往年完全一致的，并且证明财务数据没有问题的审计结果：数字已确认，无保留意见。

安永一直辩解，它曾尽力调查过，但Wirecard没有配合，调查权限受阻。但它不敢提出意见也与钱有关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给出否定意见，就会面临Wirecard的天价索赔。审计人员说，Wirecard多次威胁他们，将提出赔偿。

但它还是得承担损失。官方调查它，股民骂它并发起大规模诉讼。

最新消息是在2023年4月，媒体称，德国审计行业监管机构认为，安永违背了专业职责，官方对公司和员工进行了金钱处罚，安永在德国两年内不得接受上市的新客户。

其实知名会计律师的表现真的差不多。

普华永道对Wirecard下属的银行业务进行多年审计，从未提出任何问题警告；德勤审查Wirecard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后说，基本符合要求，给的评价甚至比安永还要高。当然，这两家机构都没有就这些“污点”发表评论。

第二个群体：监事会群体

在德国的上市公司奉行双重管理制度。董事会负责日常事务和管理。监事会则对公司进行监督，并有履行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义务。

在Wirecard，公司的监事会形同虚设，毫无作用。

丑闻败露前的那位监事会主席，干了12年，退休时已经76岁。他在股东大会上好几次差点睡着的洋相，声称Wirecard在“德国经济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”的肉麻话，都不及渎职对他个人形象造成的伤害大。

他将监事会主席的责任抛在脑后，成为CEO的跟屁虫。他从未在监事会上提出过重大问题。他忽视各种预警信号，比如，早期离职的监事曾提到，公司有两次审计报告都是在最后时刻才通过的。事有反常，他却并没有注意到。

监事会拿着Wirecard提供的远超于同行的年薪，并且随着公司发展而不断加薪。闭一只眼，不履行监督职责，大概率是为了钱。

Wirecard监事会角色之尴尬，类似国内上市公司的独董。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，本就为监督管理层而设置，但沦为“花瓶”的角色。因为独董是靠大股东和管理层通过私人关系选聘，并且拿着所监督公司支付的薪酬。吃人嘴软，何谈独董之“独立”呢？

震惊A股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，公司的独董们被民事判决负有责任。媒体随后发现，上市公司的独董们迎来短暂的离职小高潮。

第三个群体：市场金融机构

这种市场机构有一个显著的搞笑特征。当企业出现危机或者倒闭后，你去翻翻他们以前的观点合订本就会发现，他们的打脸程度堪比国内的某些大v。

评级机构穆迪一直对Wirecard给出积极评价，15家大银行为它提供贷款。在破产的2年前，29位分析师观察Wirecard股票，其中23位推荐买入。

书里说：“铺天盖地，到处都在推荐购买Wirecard的股票，而且这种狂热的炒作一直持续到Wirecard倒台前不久。”

有两个小细节还挺有意思。

德国巴德尔银行的首席分析师，在毕马威那份对公司极端不利的审计结果公布后，还坚持认为，“公司目标股价也远远高出现在的股价水平”。等公司破产后，巴德尔银行立即就把这份报告给删掉了。

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析师海克·鲍尔斯的表现完全就是饭圈粉丝了。她将关于Wirecard的所有负面报道归结为“假新闻”，并且完全抛弃了分析师的中立性，成为企业的免费公关，写文章逐条反驳媒体的报道，更搞笑的是，她化身特工，只要有投资人或媒体说了不好听的话，她就报告给Wirecard的CFO。

她最后被开除了。

第四个群体：监管部门

Wirecard之所以成为国家丑闻，还多亏官方部门的表现。

丑闻被揭发，与《金融时报》记者和编辑的努力有直接关系。Wirecard的公关针对“负面新闻”，自然是采取了各种合法以及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围追堵截，而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却是当起了帮凶。

作为官方机构，它对《金融时报》的记者提起了刑事诉讼，理由是怀疑记者与做空者合作，操纵市场。

但起诉书却暴露监管局对媒体生产方式的无知。它指责《金融时报》多篇文章总是隔几天发表，直白讲就是认为媒体故意利用时间窗口带节奏。但媒体刊发的时间是根据传播规律以及调查进展来确定的。

它怀疑媒体与空头合谋，但空头头寸是在《金融时报》发表第一篇报道之后。直到公司破产后，针对媒体的调查才停止。

Wirecard因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股价暴跌，监管局还以保护德国证券市场为由，发布了为期两个月的禁令，禁止做空Wirecard股价。这是德国首次禁止卖空单一股票。

后来还有消息称，监管局内部官员还利用Wirecard进行投机和赌博。

作为上级领导的财政部长朔尔茨，为了平息舆论，很快就解雇了监管局的两位负责人。这很难平息人们的疑问：Wirecard在德国享有多大的特权？监管机构是否涉嫌内幕交易？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干什么？反洗钱机构在干什么？审计监管机构又在干什么？时任总理默克尔出国访问时，为何会推销Wirecard？

在Wirecard破产后的10个月内，德国联邦议院Wirecard丑闻调查委员会已经向证人询问了300多个小时。其中的一个星期，经济部长、司法部长、财政部长乃至德国总理都来接受询问。

结语

《失控的野心》是一本教训总结之作，除了将丑闻波及群体的弊病全盘呈现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之外，作者还隐晦地批评了德国的舆论氛围。

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，终于盼来了以互联网、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巨头Wirecard。它是德国人的骄傲，是德国的民族之光。

自2008年起，国外的投资人便怀疑Wirecard的财务问题。而Wirecard一直采用的公关套路是：国外这些无耻的做空者，是故意诬陷和抹黑企业。

德国的投资者以及官方部门也站在Wirecard一边，认为这些怀疑的言论有损公司乃至德国的形象。

本书作者，作为一个德国人，因为写稿批评“民族企业”Wirecard，不仅被网暴，还收到过一个威胁性的包裹。

也许正是因为德国这种群体性的护犊子心态，揭发丑闻的重担就交给了外国人。

Wirecard新加坡分公司某位勇敢的新加坡人成为吹哨者，将公司的黑材料透露给了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英国调查记者，日本人孙正义的软银资本作为投资方，向Wirecard施压，要求进行特别审计，死亡倒计时开启。

新加坡人、英国人与日本人，打了德国人的脸，推倒了德国的“民族企业”。